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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相如读书石室

司马相如读书石室

司马相如,是我国汉代大辞赋家,大文学家。是继屈原之后启辞赋首创者。他给汉代和我国文学中,树以独特文体形式规范,他的“汉赋”对当时和后期、后世,都有极大的影响。一直到今天,这种格体新形文法仍是启发和效仿的特写格律,也唯之而稀贵。这种古风遗产,这位千古传留的大作家,与我梓潼有一定渊缘历史故事,我们不得不对他要深入的重温旧课和怀念。

一、司马相如其人

据“史记”及有关史资记载,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79年,卒于汉武帝元封六年(公元前117年)。字长卿,蜀郡成都人,少时好读书,学击剑,小名犬子,慕蔺相如为人,更名相如。初进长安用钱捐为“郎”,事奉孝景帝任为“武骑常待”(管理出行队伍)后不自愿,而景帝不好辞赋,又从梁孝王,与其一些有学问的人游景研讨文学,作成《子虚之赋》。过几年回成都,“家贫无以自业”,与“临邛(今邛崃)县令王吉相友善”,其县最大富翁卓王孙宴请县令,约他同去,饮酒间,请他抚琴,卓王孙其女“文君新寡”,在屏内窥听,相如奏“凤求凰”一曲“挑意”,文君“心悦”,相如送了小礼,通往信息后,俩夜奔回成都。而相如“家居徒四壁立”一无所有,其父大怒,说不成才的,虽不忍杀她,不给一分钱。后她们又回临邛,向她兄弟借钱开酒店,“文君当炉、相如涤器”两口买酒,通过旁人劝说,又才分给“与子同等财产”,回成都“买田宅,为富人”。

汉武帝执政间,政治稳定,喜辞赋,见《子虚赋》很赏识,“令狗监杨德意”召入京,在出城北十里“升仙桥”,立誓言:“不乘赤车驷马,不过汝下也”,后为“驷马桥”。入京后,又“拜为郎”,后命平“西南夷”,抚安少数民族,功绩显赫,“乃拜相如为‘中郎将建节住史’之职”。后因“受金”,“失数”,误疑有贪财而“失官”,后又复召为“郎”。

“相如口吃而善著书,常有消渴病,与卓氏婚饶于财”,不想-,“未与公卿国家之事,常称病闲居”,有时陪皇上去猎野,并讲些哲理从傍劝谏为君之道。后“相如拜为孝文园令”。

晚年,“相如既病免,家居茂陵”(今西安北,是当时最大帝陵),因病而故,年六十二岁。

二、司马相如其著作

司马相如自幼好学勤读,善著作,因此他一生中大作如山,尤以创新文体特别一格形式的“汉赋”,更为古风大雅,给后世遗留下尚存的赋,精华的就有20余首,其中最为名篇的《子虚赋》、《大人赋》、《长门赋》等,其文有《喻巴蜀椒》、《难蜀父老》、《谏猎疏》、《封禅文》等。他在《子虚赋》里,以虚构“子虚”与“乌有”对白之式,坛述自己文思意景,尤其在《上林赋》中写道“撞石之钟,立万石之虚,建翠华之旗, ……鼓奏陶氏之舞,听葛天氏之歌,千人唱,万人和,山陵为之震动,山谷为之荡波。”其词语之豪壮,激人奋发。他觉得汉文帝好射猎,形式奢侈而误政,百姓受灾,他用很温婉言词而又代讽谏,所谓“劝百讽一”,虽然皇帝听用的少,但也激启世人的爱国之心。所以作品全部被人取尽,死后“家无遗书”。

三、司马相如与梓潼

在从成都到长安古金牛道中,长达千里之遥,对司马相中现有遗迹,除成都有“抚琴街”和“文君酒”、“文君酒家”,及城北十里的“驷马桥”而外,全国唯一以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命名的“长卿山”只有梓潼,其因有故。

司马相如一生南北往返路经梓潼五次。汉景帝前元年(公元前156年)第一次游学到京都长安,过梓潼,登山赏景,留宿于山夜读而去,五年后回四川;第三次是他《上林赋》被武帝赞赏,建元三年(公元前138年)被召入京路过,汉武帝元兴六年(公元前129年)受命平“西南夷”南下,武帝翔元年(公元前128年),治夷有功上京复命带夫人同又登山观景,就在这五过梓潼两次登山,并在山穴读过书,故有“读书岩”。所以才有明皇幸蜀赐名“长卿山”,延遗至今。

四、司马相如后记

根据司马相如的史资看,他不但是辞赋家及汉赋鼻祖,大文学家,而且也是一位有谋略的武将,他文武双全。尤在青年时期他和卓文君之婚,他不顾身高名贵,文君打破封建的清规戒律,自愿奔婚,给现代的“一见钟情”和自由婚姻有一定影响,他的浪漫生活史,有人称他为风流文豪。他文才杰出创新,武功显跃,可以说是真正的文滔武略之奇才,这也造就了他爱国忧民的高尚品质,他特殊的性格表现在青年“拜武骑常待”,不是他理想事业辞职还乡,又在平定“西南夷”拜为“中将建节住史”后,不愿为官,不“与公卿国家事,常称病闲居”,可谓清高风度。但有诬他“失金”(或受金)之误,这也对他不满不乐,虽后“拜孝文园令,清居茂陵,后患“消渴病”而故。虽他离去二千余年,但他的遗迹是伟大的,他这种遗痕产物是伟大的。所以司马迁给他写了长篇专辑“列传”,并称赞他为“大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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