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度天柱山

天柱山矗立在平度市北部，与莱州市毗邻，属于大泽山脉。因“孤峰秀峙、高冠霄星、拔地而起、如柱擎天”而得名。天柱山之所以威名显赫，是因为山中有诸多的摩崖刻石。山上镌刻的13处东汉、北朝等摩崖刻石，为我国极其珍贵的书法艺术瑰宝。它同莱州市云峰山、大基山和青州市玲珑山中四十余种北朝刻石，在历史上统称之为《云峰石刻》。天柱山之北朝刻石，大多为“二郑”书镌。“二郑”即郑道昭与其子郑述祖。父子二人从政时皆公正廉明，爱民如子，政绩突出，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。因而百姓为了歌颂父子二人，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：“大郑公（指郑道昭），小郑公（指郑述祖），相去五十载，风教犹尚同。”

天柱山魏碑是书法艺术瑰宝，国家最早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座落于平度市大泽山之右的天柱山半山腰上。地理坐标：东经119度55分，北纬36度55分。

天柱山，孤峰秀峙，高冠霄星，如柱擎天。山上怪石突兀，云岩凌空，气势非凡。这里属东莱大泽山脉，历来被认为是人间仙境，有“神窟仙宅”之说。秦始皇、汉武帝更是把这里看成神域仙乡，先后多次到此求神拜仙。但天柱山之显名，实赖北魏时期的郑道昭。郑道昭曾官至中书侍郎、国子祭酒、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监司州大中正。晚年失宠受冷遇，出任光州（府地今莱州）刺史。他一改“崇儒敦学”的儒风，转而爱山乐道，经常登临此山，后崐留下传世瑰宝。

【郑文公上碑】郑氏父子所书镌的诸多摩崖刻石中，最有名的要属这块摩崖碑刻――天柱山魏碑，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北朝时，平度、莱州统属光州管辖，身为光州刺史、平东将军的郑道昭喜好访道拜仙，乐游名山秀水，他于北魏永平四年（公元511年）来到天柱山镌刻了《郑文公碑》等，同年又在莱州云峰山阴镌刻了内容相同的另一块《郑文公碑》，字体略大，字数稍多(1236字)。为区别二碑，先刊者称《上碑》，后刊者称《下碑》。郑文公，系道昭之父――西衮州刺史郑羲的谥号。故《郑文公碑》又称《郑羲碑》。

此碑座落在天柱山之阳的云崖上。碑身由一块天然之碑状石，于碑阳处稍加凿磨而成。碑体前倾，像有意躬身欢迎前来的朝拜者。碑高三米半，宽一米半，碑文十九行，行多五十字，计八百八十一字。其内容系为郑氏-，特别是记载了郑道昭之父――郑羲的生平事迹和一些著作。此碑结字宽正，笔力雄健，因而郑道昭与东晋王羲之并称“南北书圣”。在天柱山的东侧山颠还有一处石刻，叫东堪《石室铭》，书法艺术极高，它体现了北魏时期由隶到楷的变革。清朝书法家包世臣称此石刻为楷隶之极。

公元511年，郑道昭选择天柱山半山腰一块天然碑状石，稍加琢磨，组织撰刻了“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”。此碑，碑体略前倾，高3.5米，宽1.5米。文19行，每行50字左右，计881字。碑之内容记载其父郑羲的生平事迹。通篇碑文格调高雅，文采华丽，书法宽博，笔力雄健，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书法艺术。后人称之为《郑文公上碑》。

细读《郑文公上碑》作品的基本笔法，人们可以发现，它上溯先秦笔画浑成、骨力内含的特点，吸收了汉隶的跌宕瑰丽、沉稳又见爽利的姿态。又可以发现，凝重浑朴的隶书风格被清丽飘洒的楷书风格代替，有隶楷过渡的痕迹。如：点画加长，代替撇笔和捺笔，且出锋锐利。欲竖先横，欲横先竖。还可发现，其用笔既有篆法圆转形成的圆笔印象，又有隶法方折形成的方笔感受，方圆兼备，变化多端。

碑的每个字都结体宽博整饬，骨肉匀适，脉络分明，于端庄雄强中复含秀丽，稳健中蕴储飞扬。浑浑千余言，字字不呆，笔笔不苟，通篇透露着荡荡乎君子、穆穆乎仁人的大儒风范。

清代以前，《郑文公上碑》没有得到重视，只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（李清照夫），将郑道昭父子的刻石记入他的权威著作《金石录》中。到了清代，“尊碑、备魏、取隋、卑唐”的主张的提出，象一阵惊雷，震醒了沉闷麻木的书法界，从此突破了贴学一统天下的局面，书法艺术崐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、视野开阔的天地，《郑文公上碑》因而得到尊崇。包世臣评说：“北碑体多旁出，《郑文公崐碑》字独真正，而篆势、分韵、草情毕具，真文苑奇珍也”；康有为先生说：“刻石如阿房宫，楼阁锦密......体高气逸，密致而通理，如仙人啸树，海客泛槎，令人想象无尽。若能以作大字，其浓姿逸韵，如当食防风粥，口香三日也”。并赞其有“十美”，即：“魄力雄强，气象浑穆、笔法跳跃，点画峻厚，意态奇逸，精神飞动，兴趣酣足，骨法洞达，结构天成，血肉丰满”；近人祝嘉先生的评价是：“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，应奉为北方书圣，与王羲之并尊。”

天柱山《郑文公上碑》周围还有众多其它刻石，如：《天柱山铭》、《石室铭》、《上游下息》、《此天柱山之山》...等等。这些刻石，现锋棱依旧宛然如昔，清晰完好。游人观之，会感到其有一派仙风道骨，浑然而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尘脱俗之境。

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在89岁高龄时专程登上此山，并题写了“瑰玮博达，绝壁生辉”八个大字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日本书法界对此也非常尊崇，均以能亲睹此碑为荣。近年临碑观摩者接踵而至，并以此为媒，促进了中日经济、文化交流。